作者：谭清华（编译）

15岁的奥顿·福尔尼森（Autumn Fuernisen）即将去世。11岁时，她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退行性大脑疾病——幼年发作亨廷顿氏病（Huntington's disease），目前还没有治愈或减缓这种疾病的方法。

亨延顿病是一种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是舞蹈样不自主动作、精神障碍和痴呆。

“在确诊之前，奥顿能做好很多事情，但她现在说话变得含糊不清，认知能力也下降了。她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帮助，比如写作、洗澡和穿衣，虽然她可以走路，但她的平衡能力却下降了。”奥顿的妈妈塔博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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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年龄太小，奥顿被医院拒绝进行临床试验。塔博尔说：“这让我很沮丧，只要能找到任何治疗方法，我愿意出卖我的灵魂。”

对于像奥顿这样患有严重或立即危及生命的疾病、但没有资格参加临床试验，并且用尽了所有治疗方案的患者，可能还有另一种选择：寻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扩大实验性疗法的使用范围，即“同情用药”疗法。

在医学界，“同情用药”指对于当下处于危及生命的情况或病情严重的患者，如果无其他有效疗法选择，且患者无法注册参与临床试验，可在不参加临床试验的情况下使用尚未获批上市的在研药物。

目前尚未有确切的数字，但诸多研究、药企行为以及专家的见解均表明，与癌症等更常见的疾病相比，扩大使用未经证实的罕见病疗法的机会更困难。

尽管实验性治疗方法越来越多，但罕见病患者经常面临制药公司不愿在临床研究完成前提供治疗的情况。开发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但因为患者群体很小，且多样化，具有不同的基因、症状和其他特征，这导致研究药物的效果变得困难。

制药商认为，提供未完成研究的药物可能会影响开发并阻碍其获得FDA的批准。

纽约大学医学院伦理部门研究员丽莎·卡恩斯（Lisa Kearns），是该部门同情用药和预批准准入工作组的成员，她表示，致力于罕见病疗法的公司，尤其是小型公司，可能更强烈感受到这些影响。目前对罕见病的投资不多，因此任何（不利）事件都有可能吓退数量本不多的潜在投资者。

梳理发现，2020年，研发完成后才用于同情用药的药物包括Evrysdi（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Enspryng（用于治疗被称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障碍的视神经和脊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Viltepso（用于治疗某些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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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款药物由罗氏旗下制药公司生产，目前罗氏也在研究亨廷顿氏病的治疗方法。该公司发言人表示，公司决定是否扩大使用与疾病类型无关，而取决于公司政策——在获得3期临床试验结果之前，罗氏不会为任何药物设立扩大使用计划。而3期研究通常是公司寻求药物上市前进行的最后一轮试验。

另一家公司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一种会导致骨骼肌无力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实验性药物，同样在去年完成研发之前无法通过扩大使用项目获得，且目前还没有针对亨廷顿氏症和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称渐冻症，是一种无法治愈且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3期临床试验研究的治疗项目启动。

不同的是，制药公司渤健（Biogen）今年同意，在试验完成但结果尚未公布之前，允许某些渐冻症患者最早于7月15日接受实验性药物。

波士顿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神经学家莫瑞特·古柯维奇（Merit Cudkowicz）通过扩大使用项目帮助患者获得治疗。自2018年9月以来，她和同事们启动了10个项目，试图将患者与制药公司开发的渐冻症疗法相匹配，但只有约120名患者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了治疗。

据估计，2015年美国有超过1.6万人患有渐冻症，其中大多数人由于疾病的进展或非常严格的资格要求而无法进行临床试验。

这与常见病的治疗药物形成鲜明对比。在制造商完成临床研究并获得FDA批准之前，Gleevec（用于治疗白血病）已经通过扩大使用项目向数千名患者提供了治疗。此外，尽管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用于治疗艾滋病的Videx和治疗最常见肺癌类型的药物Iressa也同样提供给了大量患者。去年，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为全球7000多名患者提供了早期抗癌药物治疗。

医生们表示，为癌症患者获得实验性药物相对简单。通过对全国200多名医生进行调查发现，在申请获取药物者中，近90%的人表示，他们已能够获得一些获批疗法在患者中尚未起效、仍在审核中的药物。

回顾2005-2015年期间患者发起的23场寻求各种实验性治疗的社交媒体活动，加州的研究人员发现了类似的趋势：在19名癌症患者中，有7名患者获得了要求的药物，但3名罕见疾病患者没有获得药物，尽管其中一名患者被允许参加临床试验。

WideTrial公司首席执行官杰斯·拉伯恩（Jess Rabourn）认为，公司决定是否通过扩大治疗途径来提供治疗，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该公司帮助制药公司开展“同情用药”项目。杰斯表示，总的来说，应该有证据表明患者能够忍受治疗，并且认为益处大于风险。因此，必须等到研发完成才治疗的想法是一派胡言，我们面对的是那些如果被告知需要等待就会死去的病人。

尽管有证据表明，允许早期准入很少会影响药物审批，但药企通常有不同的看法。

卡恩斯解释说，制药公司通常会等到第三阶段，或者更晚，因为这样他们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更有信心。他们当然不想伤害患者，但他们也不想在病情严重的患者群体中出现不良事件，从而影响药物的审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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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莎·霍根（Melissa Hogan），为罕见病的临床试验提供咨询服务，并且是FDA的患者代表，她将患者无法获得治疗归因于高昂的治疗费用，以及罕见病群体的紧密联系。

霍根认为，制药公司担心，如果一个患者获得治疗，其他患者也会知道，并要求获得治疗，而这可能会使制造能力有限的小型药企不堪重负。这些担忧导致许多公司只能举手投降，并采取强硬立场——在药物获得批准之前不扩大使用。

2018年的《药品尝试权法案》（Right to Try Act）为一些患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与扩大使用不同，该法律只适用于药品申请，而非医疗器械申请，而且不需要FDA或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但是，该立法并没有强制要求制药公司批准药品的申请。实施这一立法是否能推进罕见病治疗有待进一步观察。

原文来源：KHN

原文标题：Dying Patients With Rare Diseases Struggle to Get Experimental Therapies